线上炒股杠杆怎么样 贾谊之死：儒与道的交锋

中学语文课本收录了一篇西汉的政论文章《过秦论》，作者就是当时公认的天才人物贾谊。可惜他只活了33岁就抑郁而亡。同样是英年早逝的大唐才子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中，发出了“屈贾谊于长沙线上炒股杠杆怎么样，非无圣主”的感叹，表达了对贾谊怀才不遇的惋惜。而比贾谊稍晚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更是将贾谊和屈原并列，将二人的经历合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隐晦透露了司马迁的历史观点，那就是屈原和贾谊一样都是生不逢时的人杰。

那么贾谊真的如王勃、司马迁那样认为的一生坎坷、抱负难舒吗？我们就讨论一下贾谊短暂人生的几个重要节点，从而揭示贾谊之死的深层原因。

公元前180年秋天，西汉帝国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病故，结束了她15年的专权统治。开国功臣陈平、周勃等发动政变，将吕氏家族连根拔除，迎立刘邦23岁的儿子刘恒继承皇位，这就是汉文帝。年轻的刘恒在西汉朝堂中势单力薄，不得不违心倚重那一班开国老臣，内心深处却时刻担心这些老臣们对他有不利举动。因此，选拔可堪大用的人才为己所用，成为刘恒的迫切需求。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登基的第二年，他将当年政绩评比最好的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一带）郡守吴公擢升为九卿之一的廷尉。要知道廷尉是掌管全国司法的最高官职，其权力比之相当于一郡之首的郡守要大得多，这也是刘恒组建自己亲信班底的举措之一。上任伊始的吴公向刘恒郑重举荐了自己在河南郡任职期间发掘的奇才人物，这就是年仅21岁的洛阳人贾谊。

汉文帝刘恒遂下令召见贾谊。两个年轻人一见之下，刘恒被贾谊的博学和见识所折服，当即任命贾谊担任博士（官职，相当于皇家秘书和参谋这样的官职），很快刘恒又越级提拔贾谊担任了太中大夫。这个职务是负责议政的皇帝高级顾问，已经是西汉帝国秩比千石（dàn）的高级官员了。

西汉帝国官员的俸禄折算为带壳谷物（一般是小米）发放，秩比千石的官阶每年实发俸禄800石带壳小米。“石”为容积单位，汉代的一石为10斛，也就是100斗，根据谷物的密度不同，相当于现在的250斤到280斤左右。800石带壳小米就是20万斤以上的重量，即100吨以上，这在当时就是一笔巨额财富，更何况贾谊还是一个20出头的、出身平民的年轻人。由此可知，汉文帝刘恒对他是多么赏识。

少年得志的贾谊急于表现自己的才能，当即向汉文帝刘恒正式奉上了他的第一份奏疏《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建议朝廷更改历法、定制官员服饰、规范官职名称、建立专属礼乐规则等等。表面看，贾谊的建议比较务虚，可是这些变革都是体现皇家等级制度的，其目的是为刘恒树立皇帝威仪，有压服臣属的含义在内。尽管刘恒心中深以为然，可是刚刚继位的他觉得不宜这样大张旗鼓，就没有接受贾谊奏疏中的建议。

公元前178年春，贾谊再次上书汉文帝刘恒，建议抑制奢侈浪费，重视农耕，建立国家储备制度，这就是著名的《论积贮疏》。刘恒被奏疏中的文笔所感染，当即下诏亲自躬身下农田耕作，以示对农事的重视，并在当年秋天减免了全天下一半的农田租税。从此，历朝历代皇帝将春季耕田当作了皇家仪式之一，尽管作秀成分十足，但是体现了农耕文明中“民以食为天”的重农理念，很有积极意义。

贾谊在治政方面的才干得到了汉文帝刘恒的充分认可，经过两年的考察，刘恒决定再次提拔贾谊至九卿一级的官职，将他真正纳入自己的核心决策层。可是贾谊这个年轻人的突然崛起，引起了周勃、灌婴、张相如等开国功臣的警觉，他们纷纷坚决反对重用贾谊，并强烈要求将贾谊调离至地方任职。根基不稳的刘恒不得不尊重老臣们的意见，只能认命贾谊担任长沙王吴著的太傅（官职，诸侯国的实际最高行政长官之一）。

西汉帝国初年，为了奖励开国功臣和皇室近支成员，刘邦采用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相结合的国家行政体制（参看前作《史海寻真?七国之乱：“独尊儒术”的开端》）。经过刘邦和吕后对功臣大范围的打压，所分封的非刘姓诸侯国已经寥寥无几，而长沙国恰恰是屈指可数的异姓诸侯国之一。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之时，长沙王的爵位已经传了五代，是西汉帝国地位最差的诸侯王。因此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名义上官职和俸禄都提高了一级，但是却从皇帝近臣变成了地方藩王的臣属，政治地位显著下降。

顺便一提，西汉帝国对分封的诸侯国采取“相傅”制约制度进行管控，即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诸侯国的相国和太傅两个官职，专门负责诸侯国的行政权。实际上就是监视和制约各个诸侯国的藩王，分化他们的权力，防止这些藩王反叛中央政府。因此这两个职位属于两边不讨好的官职，担任这两个官职的人基本上都是被边缘化的官员，很难再受到重用。

按理说贾谊遭到这样不公平的政治待遇，就应该先蛰伏一段时间，静待时局发生变化再图复起。可是他却不合时宜地向汉武帝刘恒上了一道奏疏，引得刘恒极端不快，使得贾谊的政治地位更加雪上加霜。

公元前175年夏，西汉帝国朝堂实行了新的货币制度，不仅官铸了与实际价值不符的所谓“四铢钱”，而且废除了不许民间私自铸钱的律法，结果造成了劣质铜钱充斥市场，引发了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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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当即写下《谏铸钱疏》的奏疏，向汉文帝刘恒建议禁止民间私铸铜钱。可是贾谊并不知道刘恒允许民间铸钱背后的真实意图。刘恒当时正和男宠邓通打得火热，昏头之下，刘恒居然将蜀郡的一座铜矿赐给了邓通，并废除了民间铸钱的禁令。邓通很快就富可敌国，他所私铸的铜钱也被称为“邓钱”而天下流通。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贾谊这篇不合时宜的《谏铸钱疏》相当于揭了皇帝的不雅隐私，怎能不让刘恒极度恼火？

其实当时那些反对贾谊的老臣们已经大部分失势，刘恒本有重新启用贾谊，将其调回中央政府的想法，就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奏疏，让贾谊这个北方人再次陷在了潮湿炎热的长沙，致使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刘恒由于迷信鬼神，心理出现问题，他终于想到了隅于长沙的贾谊，于是征召贾谊入朝，希望贾谊的博学多才能够解除他的心结。经过君臣二人彻夜长谈，刘恒心结大开，忍不住叹道：我本以为这几年自己的见识大涨，可是依然无法超过贾生啊。随即刘恒任命贾谊担任梁王刘揖的太傅。

梁国（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一带）是刘恒分封给自己小儿子刘揖的封地。在西汉帝国时代，“二字王”的地位要比“三字王”的地位尊贵得多，因此贾谊从长沙王太傅改任梁王太傅，实际上其政治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只是因为西汉帝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担任诸侯国相傅一级的官员是不能在中央政府担任要职的。这是为了防止藩王和内臣勾结谋反。所以即使汉文帝刘恒如何器重贾谊，也不得不顾忌这条潜规则，无法将贾谊直接调回中央政府。

贾谊担任了梁王刘揖的太傅之后，对这个聪明好学的小王爷十分喜欢，君臣的关系非常融洽。通过对梁国的深入考察，贾谊对中央政府和诸侯国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知。他苦心孤诣，写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政论文章《治安策》，呈送给了汉文帝刘恒。

这篇连毛主席都赞不绝口，认为是“西汉最好的政论”文章中，贾谊劝告刘恒居安思危，及时限制诸侯国的权力，并建议采用切割的手段，将一个大诸侯国分解为数个小诸侯国，以消除诸侯国对中央政府造成的威胁。40余年后，汉武帝刘彻接受谋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彻底消除了诸侯国的谋反隐患，其实就是沿袭了贾谊《治安策》中的这个思路。

《治安策》还对商鞅变法过于重视律法的效力，而轻视道德教化重要性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探讨，向刘恒提出了礼教人心，提高官员廉洁品质的建议。

可惜的是，《治安策》全文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仅能从《资治通鉴》等史料节选的部分章节中窥得一斑。而仅仅流传下来的这部分已经将近七千字了，因此估算，全篇《治安策》肯定超过了万言。为了论述自己的观点，贾谊在文章中使用了大量生动的论据，后人将其中一部分简化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成语，例如“长治久安”、“投鼠忌器”、“公而忘私”等等。两千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贾谊深刻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

刘恒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贾谊这篇万言书，仅仅采纳了提高官员节操的建议，可是这种务虚的建议无法在短时间内量化实施，因此贾谊的一番苦心彻底打了水漂，他的精辟见解和有效建议竟然淹没在如山的简牍中，以至于成为残篇。

公元前169年夏，梁王刘揖骑马时不慎摔下，意外身亡。这使得贾谊极度悲伤，认为自己没有尽到教导责任，甚至自责到精神恍惚、整夜哭泣的地步。更糟的是年纪轻轻的刘揖没有儿子，梁国的封地面临着被中央政府收回的局面。贾谊强忍悲痛，上书汉文帝刘恒，建议不要取消梁国。

贾谊惊人地预见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梁国是中央政府与东南各诸侯国的缓冲地带，一旦这些诸侯国有异动，梁国将作为屏障，起到拱卫中央的作用。

汉文帝刘恒这一次采纳了贾谊的忠告，将自己的次子刘武封为梁王，并大大扩张了梁国的封地范围。15年后，西汉帝国爆发“七国之乱”，正是因为有梁国横亘在缓冲地带，使得七国叛军进军受挫，仅仅三个月之后，叛乱就被平灭。不得不说，贾谊当时的建议是多么的重要。可是无论是刘恒还是贾谊，都没能看到这一幕了。

公元前168年，33岁的贾谊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鬱而终。

一代英才的陨落，引发了后人无尽的叹息。

贾谊少年时拜西汉帝国开国功臣张苍为师，而这位张苍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关门弟子，因此贾谊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家信徒。在他的《治安策》、《过秦论》中充斥着对儒家治国理念的解读。

公元前176年，贾谊前往长沙担任长沙王太傅的途中，在渡过湘江时，贾谊感怀神伤，写下了骚体文名篇《吊屈原赋》，其中有一句：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意思是：在天下任何地方都可以效忠君主，并不一定非要留在国都。即使在这样一篇充满宿命论的文章中，贾谊依然表露出积极入世的儒家知识分子志愿，显示出与屈原完全不同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将儒家“自强不息”的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可是贾谊的儒家信仰在西汉帝国初期却是受打压的存在。从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开始，到实际掌控皇权的吕后，再到汉文帝刘恒，他们都采用道家治国理念，也就是“黄老之术”治理国家。儒家思想仅仅在礼仪、文化等小范围内发挥作用，一旦儒家信徒试图触及国家权力时，必定会遭到道家信徒的激烈阻击。

道家治国理念奉行“非必要不干涉”原则，实际上是对法家治国理念的矫枉过正。天下民众从秦帝国的法家苛政统治，直接过渡到西汉帝国的道家无为而治，表面上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可是却出现了道家治国理念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民众的价值观并未完成转换。

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主流价值观。秦帝国灭亡之时，法家思想的价值观已经树立将近两百年。西汉帝国接手统治天下后，弃法家而尊道家，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本应顺应形势，逐渐转变为道家思想的价值观，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形态的平衡。然而法家思想的天然缺陷却使得两种价值观的转换进程奇慢无比。

法家思想的价值观是务实的，讲求实用，用规则化手段去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增长。由于有集权和律法两大助力，再加上法家优化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法家价值观很容易被社会认同，这也是商鞅变法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

而道家思想的价值观是务虚的，讲求顺势，用不干预手段去实现社会效益的自然增长。这两种价值观一种刚，一种柔，截然相反。因此，社会层面的转换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加上道家的不干预原则，这种转换更加缓慢。结果西汉帝国初年出现了怪异现象：法家的社会价值观仍在，但是却失去了规则约束。由此造成了民间逐利、诸侯越权的不利局面，而且这种局面愈演愈烈，就快到了失控边缘。

道家信徒对这个难题束手无策，儒家却能用相对“中庸”的手段加以解决，这就是道德教化。

儒家的道德体系诞生于等级制度，本就非常适合西汉帝国这样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需求。用道德教化这种边际化模糊的手段去转变社会价值观，其效果绝对高于棱角分明的法家规则化手段，更加比道家的不干预手段强得多。可是若想要儒家的道德教化手段发挥作用，就必须确立用儒家理念治理国家，然而道家信徒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不会让这种情形出现。

贾谊所谓的“怀才不遇”，这个“才”恰恰是儒家之才。因此他遭到道家治国理念的维护者的打压就成为了必然。

一旦信仰之争波及到个人命运，肯定是你死我活，残酷无比。

贾谊仅仅是遭受了“怀才不遇”线上炒股杠杆怎么样，已经算是一种幸运。